《铁木前传》是孙犁继《荷花淀》之后最为人称誉的作品,被视为“十七年文学”的经典之作。具体到文体学意义上,这部作品一直被认为是中篇小说的经典范例;而对于作家个人而言,它却是孙犁的“最后”一部小说,某种意义上亦是其虚构性文学创作的终结。

正如有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文革结束后,孙犁复出文坛所作的几篇‘芸斋小说’,已不是文体学上的小说,而是杂感、随笔式的小品”。[1] 孙犁自述:“此四万五千字小书,余既以写至末章,得大病。后十年,又以此书,几至丧生。则此书于余,不祥之甚矣。”[2]这未竟的半部书,将他直接导入受“疾病与遭逢”双重困扰几至搁笔的20年写作空白期。由此可见,《铁木前传》在孙犁创作生涯中所处的独特地位以及被赋予的特殊意义。事实上自此书问世至今,人们对其主题的探讨几乎从未停歇。

我们从《铁木前传》独特的品格中可窥探到作家孙犁那“芜杂”而细腻的内心。作家复杂的心态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这篇作品在意义生产上的明晰性,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今天阅读者的心理期待,这表明作者对时代的认知与自身的美学追求之间存在某种错位,在当时它表现出明显的超前性。

今天对于《铁木前传》的解读,亦是对孙犁当时那“理还乱”的内在心态的触摸;阅读正如刘西渭所言成了“心灵的探险”,而阐释却是在寻求与作者进行心灵对话的可能。

《铁木前传》中,铁匠傅老刚和木匠黎老东的友情建立在两人面对战时苦难生活的劳动协作之上,生成于艰难时世里的温煦情谊让他们之间构建了一份准姻亲的伦理关系。然而,土改后的黎老东因种种机缘催生了摆脱贫困、发家致富的欲望。在为获取更多利润而赶工打造大车的过程中,他俨然以主人身份对傅老刚的役使,最终导致两位曾经相濡以沫的老友决裂。

表面上看,是经济利益的驱动挤兑了两人几近纯美的乡土伦理情意。温煦友情的失落不仅使旁人感到困惑,当事人亦难明白。傅老刚追问“这到底是怨谁呢?”,而让黎老东难过的是“究竟为了什么,傅老刚这样决绝?”问题很自然地凸显于小说叙事表层,作家的写作动机则力图从时代本质的高度对之进行回答。于是两位老人的友情失落便被赋予一种宏大的意义。小说问世之初,几乎所有操持阶级斗争话语的主流批评家都从中感受到这种友谊的变化“揭示了农村阶级分化的必然和两条道路斗争的滥觞”[3]

对此,后续不断有人表示异议,80年代初有论者认为小说的主题是“悲歌友情的失落”,“渴求人性的复归”[4]。这些主题阐释和意义发掘无疑都带有明显的时代印记。一些阐释不觉让孙犁完全超离其所处的时代,显然有悖于创作实际。

事实上,《铁木前传》的主题具有多重意蕴,而且其多重含义又寄寓于小说的不同叙事层面。仅就铁、木友情失落这一层面来说,以冯健男为代表的主题阐释是符合当时历史情境和作家创作意图的准确把握。

作为特定时代的产物,这篇小说同样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今天,我们从铁、木友情失落的叙事意图中仍可分明感受到规约孙犁创作的政治意识形态动机。农村合作化运动是20世纪50年代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重大政治运动,只是出于自身美学趣味和他那独特的表现方式,孙犁对时代的切入总带有一种个人化色彩,往往从一个很小的角度感知巨大的时代变迁。而正是这一取向某种意义上成就了《铁木前传》。

60年代初就有论者指出,对于时代社会关系的表现,孙犁“尽管在作品中写得比较含蓄蕴藉,但是在深刻和动人的程度上,远非那些浅入浅出、一览无余的作品所能并比”[5]。因之,《铁木前传》的写作仍是孙犁以自己的方式参与时代的表现。文本多义性根源于作为体制内主流作家他那迥异于他人的话语方式和对笔下人物的情感态度,而不像《创业史》、《艳阳天》等作品那样直接表征时代甚至成为时代主题的演绎。

对阶级斗争话语的规避是《铁木前传》根本有别于当时主流叙事的突出特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在小说中只是纯然作为远逝的故事背景而存在。战争对个人命运的改变和人际关系的影响极其巨大;一旦结束,作为人们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其对人际关系的影响同样极为深刻。人与人之间不可避免地由战时共同面对苦难的单纯、温煦走向复杂和分化。20世纪50年代初的中国,战争结束之后人与人之间的阶级分野已然显露。当时主流政治意识形态对此的理解,认为它表现在人们对“两条道路”的选择上,即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遭到主流价值判断的极力排斥和大力鞭挞,体制内作家一般出于二元对立的价值立场表现这一特定时代。“阶级”成了他们表现时代的关键词,阶级意识的确立亦是他们观照笔底人物的主要方式。

然而,在《铁木前传》里却全然是另一种图景。解放战争结束后,傅老刚再次回到“黎村”,事实上已是一个不合时宜的“他者”。但他仍然抱持生成于战争期间相濡以沫的乡土伦理对老朋友有所期待。此时活跃于黎村舞台上的有以胶皮大车跑运输牟利的黎七儿、以包子房维持生计不事生产的黎大傻,以及游手好闲、逗鸟、放鹰的杨卯儿。他们成了乡村社会的主角,代表一种全新的主导性价值取向,以四儿、锅灶等为代表的先进力量,明显处于不足影响对方的弱势。在这种情形下,黎老东的价值取向也自然偏离了集体而走向个人,他对四儿的不满和鄙夷是这一心态的明确表露。黎老东对待六儿和四儿的态度,与其说出于情感偏好,倒不如说根源于价值立场的对立,为六儿打造大车靠拢黎七儿是他对对方的生活方式和价值立场的认同。

在通常有关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叙事文本中,黎村这种情形显然已经充分表现出阶级分化,人物之间的矛盾往往随之处理成你死我活的阶级对立。但在《铁木前传》中,作者对此似乎有意规避,极力排拒以简单二元对立的阶级分野处理人物关系。四儿对村里人物生活道路的分析,只是说黎七儿的胶皮大车“助长着人们只看眼前,只顾个人的资本主义思想”,而并非势不两立的阶级对立。在这种已然变化的人际背景下,再次回到黎村的傅老刚与黎老东决裂亦是一种必然。具有象征意味的是,他最终从黎老东家里搬出,融入到四儿们所代表的集体,走上集体合作道路。“搬出”和“融入”显示在新的历史情境下,人们在思想境界、行为方式上的变化,有意彰显一种明确的时代主题意蕴。但是,小说中孙犁对黎老东、黎七儿、黎大傻、杨卯儿等人的认知基本上基于一种合理的人性层面(即人在一种可能性的情境下对于利益的追逐),并不像其他作家那样上升到阶级层面的观照。

如果说铁、木友情破裂,还只是表现一种时代主题意蕴,具有别种阐释的可能(如由友情思考人性等)的话,那么小说中一样也有对时代主题比较醒豁的演绎。这主要体现在对四儿、锅灶等一批青年团员活动的描写上。只是在孙犁笔下,这一充分彰显时代主题的主流叙事与小说其它叙事线索比较起来显得简单、苍白。这些似乎本应该作为主要表现对象的先进人物却一个个面目模糊,难以给人完整、深刻的印象。相对于小说中基于通常价值判断的那些“落后”人物,他们显得十分概念化。小说结尾颇具象征意味:黎老东的大车终于尾随黎七儿赶出村去,早已等在路边的小满儿也搭上大车,“黎七儿大声说笑着,摇动长鞭,两辆大车的后面,扬起了滚滚的尘土”。大车所走的道路显然是作者没有直接说出而在当时政策文本中极力批判的资本主义道路。小说至此仓促结束,让人看到似乎是这种道路的“胜利”;而四儿们的想法还只是一种美好憧憬,乡村社会主义改造还有十分漫长的道路要走。这种“主流”与“支流”相互颠倒的力量对比,在当时主流乡村叙事中十分罕见。只是,在黎村资本主义道路俨然“胜利”的背景下,孙犁似乎“无意中”也安排了这样一个细小的情节:目送六儿赶车出村后的黎老东往回走的时候被村长拦住,劝其加入合作社,并介绍了邻村的入社办法,企图打消其顾虑,但他“好像全然听不进去”;而“从别人看来,他那一直兴奋得意的步伐,忽然变得焦躁和不安了”。

在我看来,这个很容易被忽视的情节是作者感到自己的故事与当时的主流叙事间产生明显偏离后力图纠正的表现。这一策略性处理给人留下充分的想象空间,并对后续故事有所期待。小说命名为“前传”似乎是对这种想象、期待的印证,但作者到底是否在开始写作之初便有写作后续故事的“野心”,他人不得而知。起码在孙犁诸多关于《铁木前传》创作动机的自述里并没有流露写作“后传”的想法,命名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当时批评家也认为“作家通过《铁木前传》所做的是‘探源’的工作,斗争的‘流’,在《前传》中可以说还没有写到,那也许是《后传》的任务”。当然,或许还有另一种解释,那就是孙犁当时也许存有写作“后传”的潜在意图,只是由于叙事的偏离发现连“前传”都难以写竟,更遑论“后传”了。所谓“前传”的命名就为自己这种偏离无意中施行了一回“障眼法”,让主流批评家在对“后传”的期待中,原谅他对时代主题的表现不力。

在《铁木前传》中,孙犁基于人之本性对笔底人物的观照,不仅使其自觉规避了阶级话语和对人物阶级身份的强调,而且也深刻影响到他对人物的情感态度。读者几乎很难感受到在常规认知里的“反面人物”,亦难感受作家对笔下与当时主流价值判断相背离的人物,如六儿、小满儿等的嫌恶之情,相反却可以充分感受到他对笔底人物的温和关爱。这种情感态度同样在消解作为一种主流叙事的明确立场。

由此,从《铁木前传》的创作意图与实际效果的参照中可以分明看出孙犁当时处于两难的悖谬。小说的写作动机正如柳青1952年下乡到皇甫村“参加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全过程”写出《创业史》、1955年周立波返回故乡体验生活写出《暴风骤雨》一样,1953年孙犁下乡安国县农村指导农村合作化运动写出《铁木前传》。无论柳青、周立波还是孙犁,他们的“下乡”和“写作”都是体制内主流作家奉命下乡体验生活,然后按照政治意识形态意图来写作,动机十分鲜明。

《铁木前传》在同时代主流叙事中凸显的独特品格便根源于孙犁观照乡村人物的方式和对待他们的情感态度的特殊性,致使小说对一种明确的创作意图的贯彻,在叙述中不觉产生偏离。本应该尊为主导性的叙事,不仅被其它“旁逸”的故事挤兑,铁、木友情的失落就具有多重阐释可能。本来被充分寄寓的醒豁时代主题,亦因之变成一种淡淡的意蕴。“前传”不能写竟,“后传”不能写出,某种意义上在这一意图悖谬中就已然注定。换言之,这一意图悖谬事实上让孙犁不可能写完《铁木前传》,更毋庸说那莫须有的“后传”。

2016年10月26日

我很重要
傣家缄言 ——如花似玉的奥妙

上一篇

下一篇

《铁木前传》:多义而敞开的半部杰作——友情失落与时代意蕴

添加时间:

全部评论()

本网站由阿里云提供云计算及安全服务 Powered by CloudDre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