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孙犁

世称唐宋八家,实以韩柳欧苏为最,其他四位,应说是政治家,而非文学家。欧阳修的文风接近柳宗元,他是严格的现实主义者。苏轼宗韩,为文多浮夸嚣张之气,常常是胸中先有一篇大道理,然后归纳成一句警语,在文章开始就亮出来。

欧阳修的文章,常常是从平易近人处出发,从入情入理的具体事物出发,从极平凡的道理出发。及至写到中间,或写到最后,其文章所含蓄的道理,也是惊人不凡的。而留下的印象,比大声喧唱者,尤为深刻。

欧阳修虽也自负,但他并不是天才的作家。他是认真观察,反复思考,融合于心,然后执笔,写成文章,又不厌其烦地推敲修改。他的文章实以力得来,非以才得来。

在文章的最关键处,他常常变换语法,使他的文章和道理,给人留下新鲜深刻的印象。例如《泷冈阡表》里的:“夫养不必丰,要于孝。利虽不得博于物,要其心之厚于仁。”

在外集卷十三,另有一篇《先君墓表》,据说是《泷冈阡表》的初稿,文字很有不同,这一段的原稿文字是:

“夫士有用舍,志之得施与否,不在己。而为仁与孝,不取于人也。”

显然,经过删润的文字,更深刻新颖,更与内容主题合拍。

原稿最后,是一大段四字句韵文,后来删去,改为散文而富于节奏:

“呜呼,为善无不报,而迟速有时,此理之常也。惟我祖考,积善成德,宜享其隆。虽不克有于其躬,而赐爵受封,显荣褒大,实有三朝之锡命。”

结尾,列自己封爵全衔,以尊荣其父母。从此可见,欧阳修修改文章,是剪去蔓弱使主题思想更突出。此文只记父母的身教言教,表彰先人遗德,丝毫不及他事。《泷冈阡表》共一千五百字,是欧阳修重点文章,用心之作。

《相州昼锦堂记》是记韩琦的。欧阳与韩,政治见解相同,韩为前辈,当时是宰相。但文章内无溢美之词,立论宏远正大,并突出最能代表相业的如下一节:“至于临大事,决大议,垂绅正笏,不动声色,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谓社稷之臣矣。”

这篇被时人称为“天下文章,莫大于是”的作品,共七百五十个字。

我们都喜欢读《醉翁亭记》,并惊叹欧阳修用了那么多的也字。问题当然不在这些也字,这些也字,不过像楚辞里的那些兮字,去掉一些,丝毫不减此文的价值。文章的真正功力,在于写实;写实的独到之处,在于层次明晰,合理展开,在于情景交融,人地相当;在于处处自然,不伤造作。

韩文多怪僻。欧阳修幼时,最初读的是韩文,韩应是他的启蒙老师。为什么我说他宗柳呢?一经比较,我们就会看出欧、韩的不同处,这是文章本质的不同。这和作家经历、见识、气质有关。韩愈一生想做大官,而终于做不成;欧阳修的官,可以说是做大了,但他遭受的坎坷,内心的痛苦,也非韩愈所能梦想。因此,欧文多从实际出发,富有人生根据,并对事物有准确看法,这一点,他是和柳宗元更为接近的。

欧阳修的其他杂著,《集古录跋尾》,是这种著作的继往开来之作。因为他的精细的考订和具有卓识的鉴赏,一直被后人重视。他的笔记《归田录》,不只在宋人笔记中首屈一指,即在后来笔记小说的海洋里,也一直是规范之作。他撰述的《新五代史》,我在一年夏天,逐字逐句读了一遍。一种史书,能使人手不释卷,全部读下去,是很不容易的。即如《史记》、《汉书》,有些篇章,也是干燥无味的。为什么他写的《新五代史》,能这样吸引人,简直像一部很好的文学著作呢?

这是因为,欧阳修在《旧五代史》的基础上,删繁就简,着重记载人物事迹,史实连贯,人物性格突出完整。所见者大,所记者实,所论者正中要害,确是一部很好的史书。这是他一贯的求实作风,在史学上的表现。

据韩琦撰墓志铭,欧阳修“嘉祐三年夏,兼龙图阁学士,权知开封府事。前尹孝肃包公,以威严得名,都下震恐。而公动必循理,不求赫赫之誉。或以少风采为言,公曰,人才性各有短长,吾之长止于此,恶可勉其所短以徇人邪!既而京师亦治。”从此处,可以看出他的为人处世的作风,这种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必然也反映到他的为文上。

他居官并不顺利,曾两次因朝廷宗派之争,受到诬陷,事连帷薄,暧昧难明。欧阳修能坚持斗争,终于使真相大白于天下,恶人受到惩罚。但他自己也遭到坎坷,屡次下放州郡,不到四十岁,须发尽白,皇帝见到,都觉得可怜。

据吴充所为行状:“嘉祐初,公知贡举,时举者为文,以新奇相尚,文体大坏。公深革其弊。前以怪僻在高第者,黜之几尽。务求平澹典要。士人初怨怒骂讥,中稍信服,已而文格遂变而复正者,公之力也。”

韩琦称赞他的文章:“得之自然,非学所至。超然独鹜,众莫能及。譬夫天地之妙,造化万物,动者植者,无细与大,不见痕迹,自极其工。于是文风一变,时人竞为模范。”

道德文章的统一,为人与为文的风格统一,才能成为一代文章的模范。欧阳修为人忠诚厚重,在朝如此,对朋友如此,观察事物,评论得失,无不如此。自然、朴实,加上艺术上的不断探索,精益求精,使得他的文章,如此见重于当时,推仰于后世。

古代散文,并非文章的一体,而是许多文体的总称。包括:论、记、序、传、书、祭文、墓志等。这些文体,在写作时,都有具体的对象,有具体的内容。古代散文,很少是悬空设想,随意出之的。当然,在某一文章中,作者可因事立志,发挥自己的见解,但究竟有所依据,不尚空谈。因此,古代散文,多是有内容的,有时代形象和时代感觉的。文章也都很短小。

近来我们的散文,多变成了“散文诗”,或“散文小说”。

内容脱离社会实际,多作者主观幻想之言。古代散文以及任何文体,文字虽讲求艺术,题目都力求朴素无华,字少而富有含蓄。今日文章题目,多如农村酒招,华丽而破旧,一语道破整篇内容。散文如无具体约束,无真情实感,就会枝蔓无边。近来的散文,篇幅都在数千字以上,甚至有过万者,古代实少有之。

散文乃是对韵文而言,现在有一种误解,好像散文就是松散的文章,随便的文体。其实,中国散文的特点,是组织要求严密,形体要求短小,思想要求集中。我们从以上所举欧阳修的三篇散文,就可以领略。至于那种称做随笔的,是另外一种文体,是执笔则可为之的,外国叫做Essay。和散文并非一回事。

现在还有人鼓吹,要加强散文的“诗意”。中国古代散文,其取胜之处,从不在于诗,而在于理。它从具体事物写起,然后引申出一种见解,一种道理。这种见解和道理,因为是从实际出发的,就为人们所承认、信服,如此形成这篇散文的生命。

2016年11月04日

生命的姿态
对文学与心灵的坚守 ——读铁凝《以蓄满泪水的双眼为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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